李连达－中国工程院院士

　　“凡是有益于人民健康，有益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事就要坚决去做，还是那句话，我这一辈子都献给中医药事业了，这条路我会走到底的。”

　　作为我国中药药理学开创者之一，李连达的名字是和一连串令人叹服的成就连在一起的：

　　他先后完成70多种中药新药的研制或药理学研究工作，获得新药证书18种；他参与的“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主持的“双龙方与自体骨髓干细胞经心导管移植治疗冠心病的研究”获得2003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创立了我国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得到学术界公认，并成为国家标准；他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973项目和科技部项目，先后获得部局级以上奖项20余项。累计发表论文230篇，专著17部…… 

　　有人说，李连达院士的那些成就是和他骨子里那份硬朗朗的执著和顽强彼此交融，相生相长。风雨兼程50年，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在中医药科研道路上，痴心不改，愈挫愈勇。

　　小试牛刀    出师未捷遭挫折

　　必须改进中药的剂型！这一现实得近乎功利的科研课题，就这样，在他脑子里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李连达出生于沈阳的一个西医世家。耳濡目染的家庭熏陶，使进入医学院校深造进而投身于医学事业成为他自然的选择。但当他1956年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却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工作，这成为他人生之路的第一个转折。

　　因所学为儿科专业，故又被顺理成章地分派到儿科临床。李连达也就以那个时代人们所特有的螺丝钉精神，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开始了工作。1957年到1958年期间，麻疹在国内一度暴发流行，小患者们往往并发腺病毒肺炎。治疗这种病在今天早已没有了什么难度，但当时腺病毒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病原体，类似于今天的SARS，麻疹合并腺病毒肺炎的死亡率最高达到30％左右。

　　在对这些弱小生命的救治过程中，李连达发现孩子的死亡原因多是由于急性循环衰竭、心力衰竭和周围循环衰竭，虽然发现一些中药十分有效，但以汤剂的形式给药往往缓不济急，病情危重的孩子，其生死多决定于几分钟之内，用李连达的话说就是“如果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药给到体内，这条小命就算是救下来了。” 

　　然而，当时并没有更好的给药方式！眼睁睁看着可爱的小生命在死亡线上挣扎却束手无策，李连达内心深处隐隐作痛。他在想，如果能够把这些药做成便于使用的形式，如注射剂那样，一针打下去就可以迅速起到保护心脏、保护心血管系统的作用，那么其他肺炎之类的症状就完全能够控制，绝大多数孩子的生命就能得到保障了。必须改进中药的剂型！这一现实得近乎功利的科研课题，就这样，在他脑子里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然而，这一宝贵的科研思想在当时却没有得到支持。尽管如此，李连达的科研热情并没有丝毫减弱，他自己掏钱买药、买实验动物，借来了仪器设备和一间房子，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实验。这样做的结局可想而知——那间“实验室”被封杀，他本人则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李连达的第一次科学研究或者说实验就此夭折，而执拗的他却由此下定了决心：“为了救这些孩子，一定要把中药研究搞上去，一定要做出急救药！” 

　　土法上马    小本经营出成果

　　在今天通行的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中，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想法就是李连达坐在那张特殊的“椅子”上产生的。

　　时光荏苒，转瞬来到了1974年，18年前的住院医生李连达也成为了临床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当时西苑医院的领导是两个行伍出身的人：院长——老红军严荣、书记——转业军人齐雷，他们知道了李连达的想法以后表示坚决支持，同意他从儿科临床转为搞中药药理研究，并拨给他一间实验室和400元科研经费。

　　面对转行抉择的李连达没有犹豫，一定要把中药研究搞上去的信念支持着他，他要从零开始，开拓中药药理研究的新领域。

　　经历了人生之路的第二个转折，李连达现在可算是“武装到了牙齿”。400元的科研经费今天看来简直是儿戏，但李连达清楚地知道，那已经是当时“不得了的支持了”。所谓实验室是一间9平方米的卫生间，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和一只大浴盆，而且当时后勤同意动用这个卫生间的前提条件是“不得改动室内设施”。李连达不得不“因地制宜”：找来一块大木板，搭在浴盆上权充实验台，抽水马桶则成为椅子的不二选择。就这样坐着马桶，趴在浴盆上，他完成了他第一个科研课题——《冠心Ⅱ号对应激性心肌血小板聚集的影响》。

　　这个对于中药药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科研成果，丝毫没有因为其诞生地而受到影响。论文在《中医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震动。首战告捷的李连达一发不可收拾，继“冠心Ⅱ号”之后，他又开始了对“生脉散”等一系列药物的研究。当时李连达已经意识到，中医药研究仅仅停留在临床上是不够的，必须采用一些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必须开展动物实验，因为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必须先在动物实验中得到验证，最后才能用到人的身上。这样就势必要构建一套有效的评价标准，在今天通行的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中，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想法就是李连达坐在那张特殊的“椅子”上产生的。 

　　再接再厉    梅花香自苦寒来

　　搞科研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出了成果很光荣，又是鲜花又是奖状，他们很难理解鲜花和奖状背后的艰辛，有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1982年，正当李连达阔步走在中药药理研究征程上的时候，一连串的意外和不幸落到了他的头上——为了调整实验室的布置，需要拿掉一个重达300多公斤的水泥解剖台，李连达带着几个学生亲自动手，因用力过猛而扭伤了腰。原本这也算不了什么，守着全院几十位骨伤科的专家，只要及时治疗并卧床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但那时恰逢第一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召开，他要做大会的总结报告，待他夜以继日地赶写出这篇报告后已经站不起来了，当他坐在轮椅上到会宣读了报告后就被直接送到病床上，足足躺了一年。

　　祸不单行。紧接着，李连达年近八旬的老母和妻子先后为他焦急而病倒住进了医院。而他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儿子每天下班后，不得不在三所医院之间急匆匆往来奔波，极度的疲劳使这个小伙子一病不起，终于不治，年仅24岁！

　　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几乎要把李连达击垮，但他最终含着泪、咬着牙勇敢地站了起来。他回到实验室中，回到中医药研究中，回到没日没夜的工作中，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减弱和抚平他心中的伤痛。 

　　采访中，那段往事是李院士不愿触及的，他只是淡淡地说：“搞科研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出了成果很光荣，又是鲜花又是奖状，他们很难理解鲜花和奖状背后的艰辛，有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最近的20多年，我们搞科研的内外环境都好了，我们能够一心一意地搞科研了。当然，我们面临的学术问题还有很大的难度，医学研究本身就很难，而中医药研究就更难、更复杂。 

　　但无论如何，我把一辈子的精力都献给中医药事业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这一条路我要走到底！”

　　坚持创新    推动中医现代化

　　只要是研究中医中药，只要研究工作有利于中医中药的发展，不管采用什么思路、途径、手段或方法，我们都应当赞成。 

　　李连达院士在学术上的主导思想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他认为，继承是重要的，但继承不是最终目的，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发扬。

　　采访中，李院士强调说，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医药研究，必须坚持百花齐放，只要是研究中医中药，只要研究工作有利于中医中药的发展，不管采用什么思路、途径、手段或方法，我们都应当赞成。他说，不要把千军万马逼到一座独木桥上，以某一种思路或某一条途径来局限我们自身的发展。还有，我们要确实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工作热衷于用现代的方法证明古人的正确性，通过大量的研究来论证古人在3000年前就如何正确、如何伟大。当然，这种论证也重要，但光证明老祖宗伟大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先人的经验用于今天，为今天的人类服务，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服务。

　　同时，李连达院士也表示，不能排斥国外先进的技术，但是要“为我所用”，而不能跟在洋人后面“爬”。他指出，正是因为我们积极采纳国外的先进技术，用于中医药的研究，使我们在“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的研究领域里始终走在全国的前面，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如1978年我们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心肌细胞培养方法，把心肌细胞培养技术用于中医药的研究，实现了一次理论和方法学的创新，由此我们开拓出中药的细胞药理学研究领域。

　　近年来干细胞移植治疗冠心病的发展很快，但国际医学界在研究干细胞移植方面遇到一些技术难题，比如：来源少，伦理道德问题，异体移植的排斥反应以及胚胎干细胞有致癌的潜在危险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国外在实验研究方面进展迅速，论文报告非常多，但在人体应用方面的进展却相当缓慢。

　　李连达院士带领张荣利博士组成的课题组，采用自体骨髓干细胞，以导管介入移植，并辅之以复方中药治疗冠心病获得成功，一举解决了困扰干细胞移植的技术难题，发挥了中西医结合优势，为冠心病的治疗开拓了新领域，为干细胞的移植建立了新途径，具有国际领先地位。李连达院士欣慰地说，中药加干细胞移植，最古老的医学和最先进的医学相结合产生了最好的效果。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创新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磊落无私    清白做人终不悔 

　　在原则性的重大技术问题上要严格把关、六亲不认。

　　作为一位知名专家和新药评审委员，被请去出席各种各样的鉴定会、论证会是司空见惯的事，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捷径。但李连达却始终坚持原则，不肯做违心的事。

　　一次某厂家通过某学会召集了一些专家，为罗布麻降压内衣进行鉴定。他在会上明确表示罗布麻内衣降压没有科学根据，他旗帜鲜明地说：“我支持你们搞综合利用发展地区经济，但搞伪科学的东西是错误的。”说完，他很不客气，拂袖而去。 

　　在评审新药中，李连达坚持必须兼顾国家、人民和厂家三方面利益，提出要“一审二帮”，在原则性的重大技术问题上要严格把关、六亲不认；而在一些非原则的技术性问题上则灵活掌握，热心帮助厂家进行改进，从不故意刁难。他认为当时的药厂和科研单位受水平所限，研究经验特别是研究中药的经验不足，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这时候就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对他们进行指导，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达到促进我国中药产业的目的。

李连达这种皂白分明的做法自然“得罪”了一些人，但更多的厂家或科研单位则感受到了他肯于助人的真诚，同时被他严谨的科学态度所折服，以至一位当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视察各地中药制药企业后 对李连达说：“你在各药厂的口碑极好，你这个没有丝毫通融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好的人缘？”当记者与李院士提及这件事情时，他非常认真地说：“药是用来治病救命的，如果安全性、有效性没有保证，自然要坚决卡住，这是我们评审委员的职责所在。但是如果药的确是安全而有效，又何必揪住一两个错别字不放呢！总之，凡是有益于人民健康，有益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事就要坚决去做，还是那句话，我这一辈子都献给中医药事业了，这条路我会走到底的。” 

　　2003年，李连达在中医药科学研究领域里的辛勤耕耘与开拓喜获丰收，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一年，他因其卓越的工作而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一年，他与陈可冀院士合作进行的《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这一凝聚着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精华，凝聚着无数中医药学人心血的科研课题，通过几代中医药科学工作者的刻苦攻关而最终获得了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最高奖项，昭示着古老的中医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而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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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连达小传 

　　李连达，我国中药药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1934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5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分配至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从事医疗、科研、教学工作。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国家新药及保健食品审评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多种学术团体、杂志的理事、编委等职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4年出任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

　　李连达教授1934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56年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即分配到我院西苑医院从事医疗、科研、教学工作。在长达47年的工作中，共发表学术论文230篇，主编及参加专著编写17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科技进步甲级奖以及各级科技成果奖20项。先后完成70种中药新药的研制或药理学研究工作，获得新药证书者18种。培养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多名，曾多次到美国、日本、德国及中国台湾省、香港等地作专题学术报告。鉴于其在中药研究及新药开发方面的贡献，1999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奖中药奖。

　　李连达院士在长期的科研医疗工作中，在“自体骨髓干细胞经心导管移植治疗冠心病的研究”、“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与推进中药药理学的学科发展与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首次将中药与干细胞移植合用治疗冠心病，优势互补，显著提高了疗效及干细胞移植成功率，为冠心病治疗开拓了新领域，解决了医学界心肌细胞不能再生的难题。他通过研制  30  种活血化瘀新药，提高了中药研究及新药研制水平，使活血化瘀成为我国中医治疗冠心病的主流治法，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中药药理学学科的发展，建立了一些新的动物模型与实验方法，于  1990  年创建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并成为国家标准，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推进中医药学现代化及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连达院士还是北京市第七届人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新药及保健食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和多种学术团体、杂志的理事、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