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年－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常务理事

　　印象里，他一直比较低调，踏踏实实在做自己的事，偶尔有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出来，像中国第一部性教学片，像北京第一个性文化展，像最近引起轰动的“中国女性网上性调查”和“中国男性网上性调查” ，让公众和媒体眼前一亮。他说：“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心，该做的事困难再大也得做，尽管有些事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每天都要接听大量咨询电话

　　我成长的年代是一个性高度禁锢的年代。中学时还实行男女分校，只有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时才会与附近女校的学生有互相观摩演出的机会，荒芜地度过了青春期。

　　在北京医学院读大学期间，虽然我读的是医疗系，但课堂上居然从未真正讲过什么叫性交，顶多讲到其后果怀孕。当时发生在学校里的一起同学因“搞对象”被开除事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震撼。那是个性观念令人窒息的时代，中国人的人性已经完全被扭曲了。

　　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从北京一竿子插到底分配到大西北偏远山区的一个只有4000人的公社，一开始在村卫生所，后来在公社卫生院。那时我20来岁，此前基本上没听说过什么性话题。可那里的老百姓，从干部到社员，谈起这个问题来毫无禁忌，男女间也毫无顾忌，他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张口就来的几乎全是现在所谓的荤笑话、黄段子，可以说涉及人类性行为的所有现象，就是在地里干活时也会高声唱起情歌……人家根本没把性问题看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感觉目瞪口呆，总在揣摩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又不敢张口问。等到读研究生时与被分到其他偏远省份的同学聚在一起一聊，遇到的情形一模一样。后来我想明白了，在那么偏远闭塞的地方，出门就是山，电也没有，电视广播也没有，报纸也没有，性是他们生活中惟一的娱乐，惟一能带来一点情趣的亮点。也许正因为离“文明社会”较远，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压抑也较少。

　　当我1979年考研究生再回到城里，看到都市人的另一种性状况时，这种强烈的矛盾震撼了我，促使我开始思考：一边是非常禁锢，一边是高度自然开放，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强烈的探究欲就是这么产生的，考计生专业的研究生也与这种探究欲有关。

　　我迫不及待去学校图书馆查证村民们说的那些事是不是真实的，发现目录中查到的相关参考书书架上都找不到。幸亏我学的是计划生育专业，图书馆的一位老教师看了看我的图书证，说这些书你这个专业的学生可以看，便从后面拿出来几本。这样我看到了一些内部的东西，一查，老百姓说的这些，书上都有。读研期间街上高价卖的《性的知识》一书也受到我的关注，那本小册子原价8分，我从小贩手里花2角钱买了一本，据说这本小册子竟一再重印了几百万册，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后来才知道作者之一就因为这本册子，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自杀了。

　　1982年，我毕业后去英国，看到的东西就多了。而且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典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对性的研究早已非常深刻透彻，西方现代研究的那些东西也没有能够超出这个范围。我发现，在中国远古时代，人们认为性力和生殖力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对性活动所带来的非凡快感及生育能力感到神秘莫测，充满了敬畏和崇拜。在他们看来，性器官是庄严而神圣的，因为它代表伟大的创生力量。后来的儒家经典也认为男女两性交合是一种值得崇拜和讴歌的、带有神圣意义的现象，所谓“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

　　那个年代，中国还不能谈性，我就想应该把这些知识都告诉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性问题的夫妻实在是太多了。在英国进修的近两年间，我有意识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但回来时，不幸在海关被扣了10本书，其中包括一本人类学手册。当时我说这本书与性没关系，检查人员却肯定地说：你看看这张图——其实那只是一张裸体女性趴在海滩上的图片。

　　幸好资料在查扣时“漏网”了一些，我白天上班在计生科研所搞药理，晚上就翻译研究这些东西。1987年，我和同学们出了第一本书《男性学咨询》，出版社很慎重，把稿子拿给专家审定，结果给拿下来五六万字，理由是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男性学咨询》一版印了5万册，很快卖完，出版社收到大量来信，说你们这书写得太少了，我们想了解的什么也没说呀，不解渴。再版时，就从17万字添加到33万字，现在出到第六版，改版成《马大夫谈性健康》系列丛书，9本，上百万字。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阶平等编译的《性医学》、阮芳赋等著的《性知识手册》等书的出版打破了对性知识介绍的禁忌，从而也掀起了群众性的对性知识和书籍的追求。1988年，杂志报纸开始探索着公开谈论性问题，大气候开始改变了，我也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性教育和性医学上。